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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兑现所谓对台“无偿军援”，台媒：台湾沦为筹码概率升高******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21日公布对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的协商结果，并未像民进党当局期待的那样把对台最多20亿美元的军援列入2023年度拨款，而是改以军事贷款的方式，且台湾必须在12年内偿还贷款。也就是说，美国所谓“无偿军援”并没有兑现。

　　据台湾《旺报》22日报道，美国参众两院日前分别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2023-2027年间通过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提供台湾最多20亿美元无偿军援。21日，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公布协商结果。美国《防务新闻》称，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规定对台军事援助必须以贷款形式提供，且台湾将被要求在12年内偿还贷款。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副主席里奇称，拜登政府没有把为台湾安全援助计划提供资金当作优先事项，“是台湾的挫败”。

　　《防务新闻》还提到，在每年接受“外国军事融资”的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中，主要接受者是以色列(33亿美元)、埃及(13亿美元)和约旦(4.25亿美元)，而台湾每年生产总值(GDP)明显都高于这3个地区。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也规定，台湾必须每年增加防务预算，才能保持获得美国“外国军事融资”的资格。

　　几周前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到无偿军援后，民进党当局一阵大张旗鼓的宣传，如今只能“强颜欢笑”。台“外交部”回应称，这在历年美国预算程序中并不罕见，最主要原因在于授权法与拨款法的立法是在不同委员会同时进行，制定拨款法的原始依据是拜登政府早在今年初就向国会提出的2023会计年度预算需求。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美国看到台海局势的紧张，也看到台湾在民进党主政下战力的不足。

　　岛内舆论称，连日来一些台媒大幅报道无偿军援，台当局更是声称“挺台的质与量达到历史新高”，结果实在打脸。台湾《联合报》22日特别提道，今年4月窜访台湾的美议员格雷厄姆强力促销波音787客机，还曾参与“台湾政策法”共同提案，却没有在争取无偿军援一事上协助台湾。他还说：“我们有各种需求。全球都在闹饥荒，食物短缺。我想帮台湾，但也许较好的方式是贷款。”

　　台湾《旺报》社评称，美国的援助有先决条件，未来实际执行充满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台海安全不会因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而有根本改变。台湾中时电子报的社论称，民进党坚持“抗中保台”“亲美反中”的意识形态，台湾沦为筹码的概率随之升高，再加上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对台湾防务信心流失、决策系统僵硬及台湾内部分化对立扩大，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挺台的法案，也难以扭转台湾安全加速腐蚀的事实。(张若) 

　　(环球时报)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